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任过河南县的县令。他在二十五岁时就考中进士，这在平均三十岁左右才能考中进士的唐朝社会中可说是非常年轻。
从韩愈的简历来看，他的出身和资历都非常好，历任汴州董晋幕府的推官（节度使的私人文官）、国子监博士（清名之官）、监察御史（京城监察官）、阳山县令、都官官员外郎等，后来任河南县令。
唐朝的县根据户口大小、地理位置和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分成10个等级。河南县令虽然用现在的眼光看只是个“县令”，但在唐朝其地位仅次于首都长安下辖的万年、长安两县，官品正五品上，已经属于一个中层领导干部了。这也正是为何韩愈在考中进士之后有了资格去做官，但仍做了几任官之后，才有资格去当要县“县令”。
同样都是靠功名出身，相比较那些一辈子只能在地方官的沼泽里挣扎，韩愈的仕途在之后能够有所发展，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在出宰河南县令之前就曾经担任过郎官——都官员外郎（京官）。
唐代官品、地位较高的县令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有过京官履历。当没当过京官是一个唐朝仕途人将来能否有所作为的关键筹码。
事实上，这是韩愈第二次任县令。第一次是他在任京城监察御史时被贬官为阳山县令。但这两次任县令的意义，对韩愈来说是完全不同的，可谓天壤之别，代表着两种地方官的极端：
一个是东都地位崇高的京县县令，一个是不毛之地卑微的中下县县令。河南县令是韩愈仕途上的一次升官，阳山县令则是他得罪朝廷后的贬官。两者同是县令，地位和意义却大不相同。
唐代的阳山是岭南道连州属下的一个中下县（今广东阳山），传统上是个贬官员的地方，今天依然还是一个交通非常不便的少数民族地区。韩愈在《送区册序》中描写他刚到阳山时的情景，形容阳山是“天下之穷处也”。
韩愈就在这样一个“言语不通”，必须“画地为字”始能和当地人沟通的破落中下县任县令。他把自己的狼狈处境描写得真是入木三分。
“县郭无居民”，这是说县中人口残破稀少，连县城内都“无居民”。他们恐怕都住到城外的郊区或山区。“官无丞、尉”，这是说县里并没有县丞、县尉等整套应当有的县官班子（应当也没有县主簿），只有韩愈一个中央派来的官员（虽然只是个被贬的官)，可知像阳山这样的偏荒小县，是如何难以吸引士人前去赴任。
韩愈在此须独当一面，幸好他还有“小吏十余家”帮忙，但这些小吏却是“鸟言夷面”。这是韩愈以“中原心态”看待南方所得到的“结果”，是一种北人南宦的典型心态，也充分凸显了他在阳山这一穷县是如何格格不人，如何不得意，好比到了夷蛮之地，虽然阳山还是个所谓的“正县”，是唐代所设的正式州县之一，并非设在夷蛮之地的“羁縻州县”。
这种情况正好和韩愈任河南县令的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在河南时，过的显然是一种非常“文明”的士大夫生活，和阳山的“夷蛮”不可同日而语。
河南是东都洛阳的两个京县之一，位于洛水之南。这里“有洛漕新潭，以置租船”，是唐代南北漕运和水运的要津。韩愈在这样一个重要京县任一县的长官，其崇高地位可想而知。韩愈在这里和士人朋友（如李贺、石洪、李础等人）有不少宴饮与唱和，写过《送湖南李正字序》、《送石处士序》、《送郑十校理序》等知名文章，记录他广泛多彩的交游，生活想是“文明”而愉快的。
他甚至在这里主持过河南府的府试，“亲自依府试题目《精卫衔石填海》作了一首诗，并设宴招待了全体将赴京考试的秀才们”。
细数韩愈的履历，河南县令是韩愈的第九任官。这一年他约为四十三岁。从此以后，韩愈的仕途更是相当坦顺，除了五十二岁那年因写了那篇著名的《论佛骨表》激怒宪宗而被贬官潮州刺史之外。
韩愈任过河南县令后，又回到朝中任职方员外郎。就官品而言，职方员外郎跟所有员外郎一样，为从六品上，似乎比起他之前任河南县令的正五品上，以及任县令之前的都官郎中的从五品上还来得低，乍看之下似乎是降阶。
但任官不能单看官品，唐朝人对于官职官位和我们今天一样——重内轻外，在地方当个县委书记远不如到国务院的某司当个处长好。
因此对韩愈来说，回到长安朝中任职方员外郎实在又比任河南县令，或在东都洛阳任都官郎中来得好。这绝对可以说是一次升迁。
韩愈回朝任职方员外郎的第二年，便转任国子博士。这是唐代学官中极清贵的一个官位，要求其人必须具备极高的文采，常伴帝王左右要有极强的应变能力，从此韩愈便逐渐成了高层文官。
在第二年，他四十六岁时，当上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考功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最后进入比郎官更高一层的侍郎行列：先是刑部侍郎（国家司法副职），转兵部侍郎(国家军事副职），有一段时间任京兆尹（类比首都书记）兼御史大夫（类比监察长），最后在吏部侍郎（类比中组部副部长）的任上去世，达到他官业的最高峰。
韩愈虽然最后并没有攀升到比侍郎更高一层的尚书或宰相，但以他这样的官历，在众多唐代士人当中亦可说是相当辉煌，相当成功，相当值得引以为傲的了。他第一次任县令（阳山县令），是个低谷，因为阳山只是个中下县。第二次任县令（河南县令），则正好是他仕途中的一个上扬点，因为河南是当时的一级县，其县令的仕宦前景绝对是光明的。
韩愈的为官经历提醒我们两点：
一是要有个好出身，读书是入仕的门槛，不管是进士还是明经出身，都得靠从千军万马的考试当中厮杀出来；
二是为官要清要，清是指官职地位显贵，比如京官或上等县令，人人论而向往；要是指职能重要，处于权力的核心；
三是为官要里外结合，从地方到中央再到地方再到中央，仕途的迁转始终处于一个螺旋上升的状态，而不是在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停滞。否则某一方面将成为个人发展的短板。这一点是绝大多数唐朝读书人最终铩羽低级官制或终老地方的关键所在。
从韩愈的履历来看，和今人为官的发展规律似乎没什么两样，古人的经验有太多值得思考的地方。